閱讀 6312 次 關肇鄴先生訪談-當年清華大學圖書館三期設計緣由與歷史

關肇鄴先生訪談-當年清華大學圖書館三期設計緣由與歷史

    周榕：首先想請您講一講當年清華大學圖書館三期的設計——您在當時什么情境下接的這個任務？為什么讓您來做？

    關肇鄴：那是我第一次設計圖書館。為什么讓我做？我可以這樣說——其實也都是老話——就是我在這個清華園里住的年代太長了，我對這個校園有感情。

    而且這跟我的家庭也有關系。我父親是清朝最末一代進士，家里有一個高文化素質的背景。雖然他沒有跟我談過很多好好學習之類的話，但影響是潛移默化的——我父親對自己子女上什么學、想學什么東西、想考哪個學校從來沒有發表過意見，都完全聽你的。他對我們影響之大，主要是一種家庭氣氛。他辦了很多詩社，當年清末民初有名的詩人，差不多都認識，而且有很多人是關系很近的。另外我們家有私塾，經常請一些老先生來補當時中小學的缺。所以比如說《論語》《孟子》……這些東西都學過。我因為是最小的，所以學得最少，我的哥哥姐姐他們要多一點兒，但這方面多少有些影響。

    另外，我有一個姑父叫張煜全，做過一屆清華學校校長，他跟我父親年齡差不多，但走的完全是另一條路，出了國，是耶魯大學的碩士。我的大伯父、二伯父都是在香港念的書，二伯父后來做了外交官。我大伯父的女兒，嫁給了張煜全的兒子。我另外三個堂姐都住在我們家稊園(圖1)一個西邊的花園兒，里面有藤蘿架、噴水池什么的，其中一個房子叫對雨軒，她們就住在里面。她們都受自己父親的影響，一家人比較洋派，非常近于西洋的文化。我沒地方玩兒的時候就到她們那兒去，也就受了她們一些影響。所以我在一小兒的時候就和中西文化有這個淵源了。

   圖1 “稊園”(官豆付房2號)平面

    關肇鄴自1929年出生至14歲左右居此。此宅已于1950年代被拆除，這是他在2014年秋根據回憶手繪的。

    后來日本人來了以后我們家道中衰，沒有了收入，慢慢積蓄吃光了，我父親就給人寫字、做祭文和墓志銘這些，但靠這個潤格也不夠養活這么多人，后來就把房子給賣了，買成一些小房子，其中較大的自住。我記得差不多是一個秋天的晚上，月光比較好，我父母就說咱們出去遛遛彎兒吧。我們就由稊園往北，不太遠就是東華門，然后沿著筒子河走。走累了，大家就坐在一棵已經倒在地上的大樹上休息。我父母兩個人走到河邊上，就看著對面的燈光，數著對面的窗戶。我當時也不知道他們干什么，原來是有人介紹那邊有個房子我們將來可以住。第二天我父親就拿出一首詩來，這首詩我現在就只記住“僵柳嵯岈能憩客，燈影人家隔岸紅”兩句。我那時候在育英中學上初中，老師最討厭的就是白話文，說太沒文化了，他就是“之乎者也”，老學這個。那天我就把我父親的詩給他看，他一看說：“你看這才叫詩呢！”

    這就是一個小例子，說明我在無意之中受到過很多文化的熏陶吧。后來我再大一點兒，父親那個詩社也雇不起專人來抄詩印發給大家了，就把我和我最小的哥哥都叫來抄詩，所以我受到很多傳統文化的影響，這在當時應該是比較獨特的。

    周榕：然后就是梁思成先生、林徽因先生對您的影響。您覺得您從梁先生那兒得到的東西多，還是林先生那兒得到的東西多一些？

    關肇鄴：理性的東西當然是梁先生那兒得到的多，感性的東西，應該說是林先生多。因為林先生她是個文學家，新月派，所以感情比較豐富，腦子特別快。我見到林先生是她去世前兩年的時候，我在她那兒工作，幫她畫紀念碑的圖。梁先生當時忙得不得了，后來又到蘇聯去，本來預備很快回來，但趕上斯大林突然逝世，中國代表團受邀留在蘇聯治喪，所以就很長時間沒回來。她的兒子梁從誡上了北大，很少回家，女兒梁再冰參加了南下工作團，也不在。你可以想象林先生當年在她“太太的客廳”是何等重要的一個核心，現在變成沒有人了，非常寂寞，所以跟我聊的比較多。實際上林先生并沒讓我做太多實際工作，也沒教我多少專業上的東西，主要由于我家里的文化背景，她比較認同我這樣的年輕人，我也可以和她聊得起來。在林先生家，從她的臥室出一個門兒，過一個小過道兒就是客廳，我的畫圖桌子就在客廳臨時支著。林先生針對我給她描的裝飾圖案跟我講，西方的中世紀相當于我們的南北朝，文藝復興相當于我們的唐朝，那個時候社會思想是怎么樣，如何導致了差異化的藝術風格。她對我畫圖的要求很高，不但輪廓要非常準，而且要把它的厚度畫出來，鉛筆素描加陰影。我在她那兒待了大概兩個月，后來梁先生回來，我還要在學校教課，基本上也就走了。

    梁先生從來不像林先生有那么些話說，但是一字千鈞。他第一次對我有一點兒感覺的，是有一次我們的設計課，題目是在太廟的柏樹林里設計一個劇場。那時候正是現代派的時候，大家做的都是方盒子，但唯有我做了一個大屋頂。這跟我在北京長大、在東華門附近住有關系。當時梁先生陪蘇聯專家來看圖，蘇聯專家站在我的圖那兒停住了，他們兩人說了一會兒話，意思是這個設計有民族特色，比別的圖有意思一點兒，但蘇聯專家覺得還是太簡單了，說還是有結構主義的傾向——因為我的設計底部還都是方盒子，只有頂上有一點兒大屋頂(圖2)。

    圖2  劇場設計作業(1950年) 

    第二件事，就是梁先生忽然有一天找我，他當時在設計任弼時墓，請我幫助他畫兩個方案。后來評方案的時候，請了當時延安的藝術家，包括我們自己學校的美術教師李宗津等文化界的人，最后選了其中一個方案——當然跟我無緣，我當時初學，做的方案是一個陪襯。但這次經歷給我留下一個深刻印象。

    另外，梁先生有次跟我坐車進城的路上，路過元大都現在薊門煙樹那個地方，他說，古的東西現在只剩黃土了，將來要種滿樹，保護起來。所以從此以后我就知道梁先生對古代文化要保護的這個思想，這對我有影響。以后要拆雙塔寺、三座門和那些牌樓什么的，梁先生、林先生每次總要傷心不已，我有機會見到他們的時候，他們一定要跟我抱怨。拆三座門的時候，林先生曾說：“你們看京劇，公主出來了，旁邊兒沒有這些個丫頭配著，光一個公主能好看嗎？”她的話很尖銳。三座門就是長安左門、長安右門，離天安門不過百十米距離，早就沒有了。我們那時候每年有兩次去天安門游行，排隊我們叫“六八六”，就是快到三座門的時候，分別是6個人、8個人、6個人一隊，從一大兩小三座門穿過去。后來國家決定拆除，而且為了表現工人的力量，兩邊兒分由兩個建筑公司拆，看誰拆得快，這個對林先生打擊太大了。

    長安街上比這一段兒再遠一點兒，在南河沿兒那個地方，又有一個三座門，再遠一點兒，在王府井大街南口又有一個牌樓，跟它對稱的就是府右街南口兒的牌樓，所以它的空間是一層一層的。后來我跟李道增編《建筑設計原理》這本書的時候，覺得這是很有道理的——要想烘托climax(高潮)，必須得要有手段，它這個手段就是一步一步給你的印象越來越深、越來越深，你就急著要看最后那個climax。實際我們在游行的時候，確實有這個感受。天安門對面是千人的樂隊，我們每走過一個地方，這個聲音就大一點兒，再走過一個地方，聲音就更大一點兒，最后穿過三座門以后，一下聽見轟鳴的樂聲，那是很有氣氛的。所以說建筑是凝固的音樂，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climax以前要有這個預備、準備。這些例子我記得很清楚，我有時講課也用。

    周榕：林先生就是有那種一說話就讓人想聽的魅力是吧？

       關肇鄴：基本上可以這么說。包括老工人們，林先生有一次到端門那個地方的工地上去，后來那些老工人們都說這位女士真了不起。她說起話來，那些到她“太太的客廳”的人，包括胡適等等，都是她一出場就整個安靜下來等她發言。她說話的魅力是來源于她腦子里的東西多。

    周榕：梁先生不是也有這個能力么，就是一說話大家都愿意聽他的。后來您也有這個能力——當年我們上您的課的時候就是您一說話就特想聽，您覺得跟梁、林兩位先生這種潛移默化的熏陶有關系么？

    關肇鄴：每個年輕人都會受到一些潛移默化的影響。

    周榕：咱們還是講清華大學圖書館(圖3)。

圖8   北京大學圖書館及周邊手繪鳥瞰 

    關肇鄴：那是競賽。在會上，我們都做了一個模型，我記得很清楚，我用手把這個模型托起來，拿了一個棍兒指著，來講這個方案。我在燕大念了一年，所以對燕大也有感情。

    1946年，日本人剛投降不久，從外表來看燕大比清華更好一點兒。我們幾個高二的學生，聽說西郊有兩個校園非常好，誰也沒去過，就說去看一看，騎車就去了。這兩個校園一個上午、一個下午，就全看了。給我們的印象就是這兩個校園太不一樣了，燕大太好了。因為清華是日本占領了8年的傷兵醫院，到處一塌糊涂——圖書館閱覽室里凈是大便、血跡和繃帶之類的，國民黨派人到清華來整理校園，比美國人派飛機把燕大的人運往北京要晚了差不多一年，而且燕大是日本人的綜合研究所，基本沒有受到破壞。

    北大圖書館設計以前，校園里除了墨菲做的建筑以外，地段周邊已經做了一片大屋頂的建筑。當時學習蘇聯，清華、北大、燕大三校院系合并。整風運動中，所有北京的設計公司和營造商都關門兒了，我們這三校又必須要趕快建設，以便第二年夏天上課，所以就把這三個學校有關院系的老師和學生全部抽調出來，自行設計、規劃和施工。我那時是四年級學生。三校建委會在梁思成先生的指引之下，做的都是大屋頂式的建筑。

    在我做這個圖書館的時候，前頭是兩個大屋頂，兩側又有兩個大屋頂，給我這樣一個地段，這么多大屋頂，我不做大屋頂成嗎？可是“文革”的時候這個圖書館居然就不做大屋頂，做了一個平頂，就做在這兒，占了一塊兒地方，所以這個題目很難做。當時最主要的問題，是我跟當時的建筑師們有矛盾。那時候北京市市長是陳希同，非常欣賞大屋頂。他評圖，建筑師兜兒里都擱著小亭子，他要是不滿意，說這兒加一個亭子可以嗎，他說還不夠，這兒再擱一個，等到加夠了他說“好，這個可以”——這是說笑話。所以在陳希同的指導之下，當時北京蓋了一批復古主義建筑。于是等到陳希同下臺，北京的建筑師們都覺得解放了，各種各樣兒的建筑都有了。可是我認為不應該以一個人的升降、個別人的喜惡為指導，我覺得在這個地方應該做一個大屋頂。而且我做的方案還有一個好處，就是跟文革時候做的后面那個平屋頂非常近，使你根本就沒法兒看見它。這個方案另外一個好處，就是原來因為希望廣場要大，前面預備再拆兩個大屋頂，后來由于我給留的地方夠大，那兩個房子也留住了。

    周榕：當初那個競賽，其他方案都不是大屋頂嗎？

    關肇鄴：其他有一個是有好多小亭子在上面。我沒有用小亭子，就是真正的大屋頂。這個大屋頂跟原有的1954年大屋頂的大小，比較在一個尺度感里，但是為了得體，體現是一個主要的、在軸線上的建筑，所以比它們都稍微大一點兒。北大圖書館的軸線是吳良鏞先生定的，跟清華主樓前的軸線在成府路這個路口十字交叉。

    然后，這個建筑我基本上用灰調子。墨菲也是用灰調子，樓是白色的，但是他用紅柱子。梁思成先生在燕大有一次講演，那是我第一次見著梁先生，他就說，他也承認燕大的湖光塔影都很好，但建筑有兩個缺點：一是沒有基座，柱子像是埋在土里長出來的，這不是中國的傳統；第二是這個柱子是假的，而且看得出來，而真正中國的建筑，柱子就是真的，旁邊都不再有承重的東西了。他就講了這么兩個中國建筑的特點，這給了我很深的印象。另外就是梁先生的風度，對我影響很深。當年因為兩個校園一看，當然燕大好了，所以我就首先把力量都放在考燕大，后來聽了梁先生這個講演，我決定再考一次清華，應該說是受了梁先生的影響。

    所以我在做北大圖書館的時候沒做紅柱子，我分析中國建筑——中國建筑多層的時候，它一定是以橫線為主，因為它的結構是一段一段的柱子接著的。所以寶塔都有很多的檐，要是做樓的話，比如城門樓，它一定有一個平座。豎線不是一直下來的，而橫線是要圈在外頭的。這個東西是我自己悟出來的，不過這個不奇怪，稍微看一看就知道了。

    還有一些，比如疏散樓梯，做得比較巧，把新的房子和老館連起來，而且有一條斜線，這樣就比較有一個連起來的感覺。然后頭上又做兩個亭子。這幾個東西起了很大的作用，就是從尺度感上，把比較大的這個主體和旁邊1954年那個相對小一點兒的東西給它一個過渡的關系。這是我的草圖，我最近畫的，我想把這個地方做一個地下車庫。

    另外，也算是一個基礎知識吧，我知道太和殿的正吻高度是3.4m，一般人都不會記這個事兒。后來北大圖書館這兩個正吻的鴟尾，按照我畫的圖，拿出來實際的東西擺到地上一大片，占了一個屋子，他們說準錯了、不可能，就讓我去看這有沒有問題。我就去看了，量了一下是大概2.7m左右，我說你們就按這個蓋，沒問題，結果現在正好，這兩個鴟尾比所有其他的正吻都合適。

    周榕：做北大圖書館的時候，有沒有受到壓力？還是很順利就定了？您說到跟建筑師們的矛盾，當時建筑界有不同意見？

    關肇鄴：我這么想，他們會有看法。因為那時候整個建筑界是反對復古，反對這些東西，所以大部分的設計都寧可就做一個平頂，或者以一個方院子來表示我這個是中國式的，但是沒有在形式上采用大屋頂的方案，沒人考慮它跟旁邊屋頂相比的尺度和與自身建筑部分相比的比例這些。所以我覺得他們不會一點兒沒有看法。

    周榕：我記得您設計清華圖書館的時候，是不是還有人在《建筑師》上發表文章，說“建筑貴在創新”、您對老的東西“亦步亦趨”？

    關肇鄴：我寫了一個叫《建筑慎言“創新”》。

    周榕：我覺得那個特別好。“貴在創新”那篇在前，然后您寫了一個“建筑慎言創新”，這個對我影響挺大的。我后來一直在想，確實應該“慎言創新”。保守主義大家都覺得是糟糕的，但我覺得它是有一個特別強大邏輯的。因為“創新”往往都是用來試錯的烏托邦，也因此往往都具有巨大的破壞性力量，使用這種力量時必須慎之又慎。

    關肇鄴：我的感覺，就是現在建筑師的腦子里，拿現在西方來說，在后現代以后有兩條路：一條路就是把老的東西恢復了一些，不完全是形式上，還有一些思維；另外一條路是更怪、更技術化，或者是更表現自己。我覺得這個路肯定不是一條很直的線，這不奇怪，所以我的這些設計也做得不奇怪，沒什么了不起，這是一個規律，是吧？——人們逐漸覺著格羅皮烏斯那個東西太簡單、太光禿禿了。但有的我現在叫不出名兒來的人和建筑，實在太不像樣子了。你說美嗎？也不能說。這個東西等到這一陣兒過了，大家明白過來、或者說是社會思潮過了的話，就像文藝復興一樣，它會又要老東西。要不然都是這樣怪里怪氣的東西，有什么意思啊？

    所以我寫“慎言創新”，我還是不敢對著干，我就只能說是“慎言”。

    周榕：不過我覺得“慎言創新”真是對我的啟發很大。因為年輕人總是特別喜歡創新啊什么的，但其實是沒有經過歷史沉淀的那些東西，沒有過濾，所以看著就特別浮。清華東區當時看的時候面貌一新，一個個長得都不一樣，大家都歡呼雀躍，覺得挺好，結果到今天就沒法兒看了。但是清華圖書館三期和清華西區，真是永遠看都是好的東西。

    關肇鄴：這個跟社會制度有關系，跟文化傳統也有關系，我也把它提高到了中華文化，中華文化講究的是大家和諧。

    最后我再說一個，我這兩天在畫一個圖，你們想不到的，絕對想不到的。這個是林徽因先生啟發的，她說，“你北京長大的，你認為北京最美的大街是哪條？”我想了想，想不出來。她說最美的大街就是阜成門大街。這兒是歷代帝王廟前面的兩個牌樓，這個牌樓離視點最近，這個牌樓遠一點兒，再遠一點兒是城門樓兒，再遠一點兒是西山——她說這個層次感是北京最好的。我現在想起來，我反正沒事兒，就畫一個這個。你現在要找一個基本上是默畫牌樓的人，大概找不著了……   文徑網絡設計整理

    原標題：玉聯珠盡菩提——關肇鄴先生訪談

(本文來源：建筑學報網    文徑網絡數據中心：尹維維 劉真 編輯    文徑 方俊 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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